“洋高参”指点上海转型发展路径顺水鱼财经

10月30日，一年一度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又一次在浦江之滨召开，引起了舆论广泛关注。回首过去的22年，在这个与世界顶级企业家交流、对话平台上，上海“汇聚世界智慧”，实现了推动城市建设和扩大经济规模的初衷，一个欣欣向荣的国际化大都市已然成型。接下来，围绕着“两个中心”建设，上海更需要树立全球视野，运用国际眼光，取长补短，全面建设充满活力的创新城市。

在今年的“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全球化”或“全国化”视野成为各路“洋高参”希望未来上海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

美国前' target='_blank' >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表示，2010年，全球贸易量达3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61%，2030年预计全球贸易将占全球GDP的76%。这其中新兴国家内部交易或贸易量将超过发达市场贸易量占了很大的比重，而在新兴市场中区域化的贸易模式十分明显，对此，中国尤其是上海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未来5年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这将改变全球化的性质，那就是亚洲的区域化。”卡洛斯·古铁雷斯在演讲时指出，假以时日，亚洲自由贸易区将会取代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目前，欧盟的贸易额达到3.5万亿美元，我想再过几年，东盟"10+3"将会取代欧盟的位置。”在他看来，未来能够独领风骚、成为亚洲自由贸易区中心的城市，毫无疑问应该是上海。这也与上海目前在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符。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上海在国内乃至亚洲的经济枢纽地位已初现雏形，比如上海无论是吨位还是集装箱数量都属全世界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为长三角地区的贸易和出口加工业提供重要支持。同时，上海具有河港、海港并存的重要优势，已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重要枢纽。

与卡洛斯·古铁雷斯一样，市长咨询会议前主席、美国史带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也认为，上海正在成为中国投资的“门户”，也有潜力成为整个亚洲投资的“门户”。

除了取得贸易上的核心地位，如何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好的商业环境和服务，使它们能够生产高附加值产品，并将其推向全中国市场，也成为企业家们最关心的议题。

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柯瑞江表示，在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超级明星”过程中，上海始终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与上海市政府的高瞻远瞩、优良决策密不可分。如果上海能再一次引领中国进行新一轮的转型，就能保持这一领先地位。

不过，柯瑞江指出，上海若想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仍将面临不少挑战。他建议，上海应注重两个最重要的需求来源：一是中国企业不断增长的“走出去”需求；二是在华经营的外资跨国公司的不断变化的需求。

“与国内平均水平相比，上海为中国目益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较好的服务环境。然而，尽管上海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占有相当份额，但上海市在促进海外直接投资方面尚未起到主导作用。”柯瑞江表示，迄今为止，85%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香港等离岸金融中心流向最终投资目的地，原因是这些地方可以提供全球直接投资的相关服务。

“在一个国家内部促成商业交易不容易，这方面的成功凸现了上海在中国国内的优势；不过，如果交易方来自不同国家，上海的中介服务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对此，柯瑞江提议，上海可以参考香港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香港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跨国公司享有高度的开放，包括可以完全获得金融和风险管理产品，并拥有充足的人才储备能够提供所需技能；其次，香港交易成本较低，包括税收、收费和解决争议等成本。由于途经香港的投资每年多达数十亿美元，交易成本每降低1%，即意味着为客户节省了巨额资金，这也是香港的一个重要优势；再次，香港具有良好的制度和法规传统，当对外投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争议时，处理起来会更有预测性和更为公平。”

柯瑞江说，在上述各因素，即开放性、低交易成本和商业治理方面，上海还有较大的差距。“如果上海希望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把该功能让给香港等投资服务发达地区，上海就需要考虑在商业' 法律、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和会计准则等影响国际交易的方面，引领中国与国际商业惯例接轨。”他强调，上海未来的竞争力将取决于其从业人员对国内快速改革和全球一体化而带来的全' 新经济(' 310358, ' 基金吧)和监管环境的适应能力。

也有企业家表示，目前外资企业的关注点已从过去在中国生产后出口，转向为不断增长的国内消费而生产。随着中国企业在欧洲或美国投资后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以避免受到歧视，外资企业也希望在中国得到相同待遇。由于上海一直很注重发展战略性的高科技产业，跨国公司也会更加坚持要求其知识产权得到保护。“现在外国公司越来越希望通过上海进入整个国内市场，而不仅仅只满足于当地市场。因此，跨国公司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上海本地的消费总量，而是充分获得上海高附加值市场销售机会的同时，依靠上海的带领作用促进全国市场的整合。”

“两个中心”建设重在创新

经过多年的时间和探索，上海的金融市场越发成熟。市场的种类、数量由小到多，规模也由小到大，已经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体系最为齐全的特大型城市。

按照上海”' 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额力争达到1000万亿元，主要金融市场功能保持或进入世界同类市场前列。“除了金融市场，上海要大力拓展市场流通规模，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商业中心、货物流通中心、电子商务中心。”上海市市长韩正在此次咨询会议上指出，到2015年，上海地方进出口总额力争突破5400亿美元，商品销售总额突破8.7万亿元，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1.2万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将继续推进市场创新发展，努力在重点领域争取新的突破，首先是金融的先行先试，其次是市场交易模式的创新，第三是要素市场的创新发展。

韩正表示，多年来，国家把市场领域的很多改革试点放在上海，为上海继续推进市场先行先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今后，上海将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争取新的突破，积极争取一批新的国家级要素市场落户本市。

上海加快“两个中心”建设的一系列创新努力，同样引起了跨国企业家们的关注。在谈到金融环境的问题时，野村控股集团（NomuraHold-

ings,Inc.）董事会高级顾问氏家纯一指出，上海有着丰富的金融产品，也建设了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在建设金融中心上有着很大的优势，但还有一些领域需要增加吸引力。他提出，在谨慎的金融监管之余，也要同时考虑到，一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规定会阻碍市场的增长。上海还应加快外国公司参与国内资本市场的脚步。他也期待，人民币汇率最终得以完全放开，这样就会拥有更广泛的金融市场。

而安联集团（AllianzSE）董事会主席迈克尔·狄克曼则指出，目前人民币仍然缺乏可兑换性，这使得跨国公司区域总部运作受到限制。像寿险公司这样的企业，需要在增长过程当中不断地吸取资金，如果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就增加了难度。

在柯瑞江看来，上海不仅需要在金融体制、环境上创新，也需要加大金融产品的创新，比如能否设计和创造出满足未来顾客需求的产品。“我认为，上海的保险行业需要引进国际最佳实践和创新产品、加强系统和制度的集约化管理、提升行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并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有效提升保险业整体的产品创新能力，规范风险费率厘定模型和机制，健全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客户服务和理赔服务能力等，以适应国际保险发展的潮流。”柯瑞江表示，上述这些努力都需要政府在政策、监管上加以扶持，并在产品审批、人才培养、法律环境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新业务的扶持力度。以航运保险为例，目前在上海，相应的免税险种为进、出口货运保险，远洋船舶保险，集装箱保险等4个险种。和国际上的通常情况相比，可免税范围仍然相对较窄。如能进一步争取扩大税收优惠险种范围，增强优惠政策的灵活性，将能进一步增强沪上航运保险的竞争力。

此外，由于员工被派遣到海外，上海的雇员、家庭及公司会面临新的风险。长期在海外居住和在国外频繁调动工作会对个人健康、责任和财产保险产品方面产生新的需求。

另外，在航运中心建设方面，荷兰皇家孚宝董事会主席艾尔克·霍克斯特则建议，上海可以学习借鉴国际上其他一些港口城市，打造一个所谓转运中枢的做法，利用现有机会进行改进、提高。比如，目前外国旗帜的船只只能在白天进出港口，建议允许空船首先进行夜航，经过试验后逐步允许货船夜间进出上海港。再如，加强船舶加油服务，船舶加油是新加坡、鹿特丹等港口提供给靠港船舶非常重要的服务，对于国际港口来说，提供加油服务可以进一步推动港口的发展。

吸引人才需“多管齐下”

2011年，“新华一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对45个金融中心的对比中，上海排名第六，比去年第八名有所上升。这表明，上海的发展潜力、发展速度，以及这背后所喻示的巨大机遇已经在吸引全球人才的眼光。不过，在新华一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的“综合环境”的指标上，即对开放程度和政治、经济环境的衡量，上海仅排在第19位。因此，可以说，目前上海在综合环境和软实力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此次咨询会议上，不少企业家都提出了在上海招募人才以及留住人才上的困难，并普遍认为，高税收、教育资源紧缺以及入境签证的繁琐正成为上海吸引人才的阻碍。

瑞士再保险董事会主席康浩志认为，当前人才资源的缺乏由于' 个人所得税率较高而加剧，因为这阻止了境外专业人士在上海定居和工作。降低个人所得税，可能会吸引境内外熟练人才来上海定居和工作。

“跨国公司在上海面对较高的税率，可能成为在上海设立区域办事处的障碍。”庞巴迪公司董事长布多昂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分析到，上海的个人所得税最高达45%，而香港和新加坡的最高税率分别为17%和20%。

对于外资公司的这种呼声，韩正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做出了回应。韩正表示，如何吸引人才正是这次市长咨询会议探讨的重点。上海现在有两院院士165位；有来自于世界各国的人才，特别是中国去国外留学的、主要是在欧美留学后回到上海工作、创业、就业的，将近10万人；每年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在16万-17万人；还有国家级科研技术项目负责人在上海的，有1200多人。这些都是上海发展需要的人才。“上海加快"四个中心"建设，人才是头等大事。我们的目标就是使上海成为各类人才创业、发展的福地。”

瑞安集团主席' target='_blank' >罗康瑞表示，在迈向成为亚洲第一国际商业、金融中心的目标方面，上海面对着来自香港及新加坡的强势竞争。为此，上海需要在税制及人才资源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更多采用市场导向替代政府行政手段。在推行新政策前亦需要听取各方意见。“上海应该考虑采用更具竞争力的个人及公司' 税务体制。在对外商投资企业征收高达30%的所得税的情况下，上海企业税负明显高于香港（16.5%）以及新加坡（17%)。外资企业在进行地区或全球总部选址时，这个情况将置上海于不利地位。此外，根据日前颁布并于2011年10月15日实施的外籍居民社保政策，将使在上海雇佣外籍员工的成本进一步上升。”

另外，罗康瑞还建议，城市文化也是上海可以进一步改善的方面，包括提供更多如艺术、剧院、博物馆等文化设施以及着手保护更多上海历史文化传统，这将使上海在吸引外国人才方面更有成效。

普华永道亚太区人力资本主管合伙人顾宜表示，在与很多外籍人士交流中发现，他们对于在上海职业发展机会、薪酬福利、治安等是感到满意的，但也希望在另一些方面进一步提高服务：比如，简化入境登记及延长有效签证期限、放宽永久居留身份的限制、提供更适合外籍人士生活的双语社会环境、为其子女提供合宜及多元化的教育选择等等。

除了为外籍人士提供有意义的工作、比较高的薪酬、优惠的税收政策、高品质的生活水平，吸引海外人才，上海也要吸引和留住本地人才。壳牌中国集团主席林浩光指出，从公司的视角来看，或许需要政府的长远支持，以招聘和凝聚有能力、有智慧的国内人才他们正在为上海当地的经济做贡献。“公司为保持成本竞争力，采取了集中聘用人才的方式，并不通过上海当地分公司雇用员工。因此，尽管我们的上海员工在当地工作并在当地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他们却无法获得上海工作居住证。而居住证七年之后可转为上海户口。我们希望我们的上海员工也能得到上海居民待遇，以使他们享有子女就学和购房方面的优惠。我们盼望上海的未来政策鼓励来自全国和海外的专业人才在本地安居。”

“以人为本”增加城市吸引力

最近几年，上海经济转型的脚步越发稳健，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模式已被抛弃，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以人为本”

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成为“十二五”上海的目标。对于这种转变，许多跨国公司企业家表示出赞赏，并提出了改进的具体建议。

罗康瑞表示，高端人才对在中国居住和生活的主要担忧来自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现在较高的污染程度以及对于食品质量和安全方面的担忧是上海必须解决的两大难题，而努力消减污染排放和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法规等措施将会使上海受益匪浅。

康地谷物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监包丰博则认为，可以通过建设品牌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比如，可以把美国餐饮品牌进行本地化的改造，通过品牌化的运用，将一些健康的理念和经营模式带入中国。通过品牌的建设，帮助食品公司在上海获得更好的发展。”

另外，提高医疗水平，也是企业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达能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弗兰克·里布表示，老龄化在中国是一个突出问题，它会导致慢性发病率提高，营养不良，很多患者需要长期专门照顾，上海的医疗体系将会承受不断增长的压力。

因此，上海应该需要一套相应的医疗体系，为慢性病、营养不良的患者提供更有效、更经济的服务。“要建立新型的家庭医疗体系，需要帮助医院减轻压力，提高患者的护理水平，有效利用医疗经费。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私人机构可以通过家庭医疗体系帮助政府提供服务体系，特别是通过家庭的医疗体系，提供针对性的营养配给，从而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在德国，营养不良导致医疗成本高达90亿欧元，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过家庭的医疗服务体系，为患者提供专门的医疗、营养补充品，并实行报销制。到2010年节约开支超过6亿欧元。荷兰的人口和上海差不多，但是光政府提供服务没办法满足需求，后来政府和私营部门建立公司，推动家庭医疗服务。”

弗兰克·里布表示，创立新型的家庭医疗体系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武断地说欧洲的模式就一定适合中国。所以，建议上海市政府可以和相关部门，包括在家庭医疗、保健服务和营养领域的部门进行合作，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