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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晨
前几日购得一书，名人作序，序言标题是“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粗读之后，脊背冒出些许虚汗，早年我们公司内开办春秋学堂，内部培训我几乎跟每一个员工都要说一大通“成功学”的，我当时的出发点亦简单，让这些员工知道，己欲达先达人。
可现在，成功竟等于毒药。不对吗？难道我当年贻害年轻人了？我的想法无非是说员工个体成功了，群体和公司才能成功。
想法就是，现在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年轻人，压力都大得很，不知道如何去把握自身的潜能，“成功学”是理想信念与目标行动教育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很好的自我管理方式。
上网搜了一下，发现“成功学”已经被铺天盖地的各类培训公司做滥了，舆论口诛笔伐得正酣。
其实，卖伪学的江湖郎中多了一些，他们把萝卜绿豆当做万灵丹，也不意味着这些东西本身不好。
十多年前，当我第一次读到拿破仑·希尔《思考致富》中的要对自己做正面的心理暗示、快速摆脱负面进入正面情绪、要去爱和被爱、维持生理动力等观点，觉得也是受益匪浅的。
这些年躬行下来，其效果，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手下，不能算是“上医医未病之病”，至少也是“中医医欲病之病”的法门，做个CEO, 烦恼无根日日生是个常态，如果能够正面地暗示自己，快速地从不如意，切换到阳光灿烂，于己于手下兄弟姐妹都是一种幸福。
说起拿破仑·希尔，他的理论很简单，基本上是说决定一个人成功的最关键要素中，80%属于个人自我价值取向的“态度”类要素，如积极、努力、信心、决心、意志力等，13%属于后天自我修炼的“技巧类”，如各种知识和能力， 7%属于运气、机遇等。
而在中国，“成功学”也由来已久。是从《易经》的“天行健，君子当以自强不息”就开始有的“纯中药”，近代最有名的郎中便是曾国藩，其内圣外王的成功学标准，其为学做事，贵在有恒的中式成功学实践，让国共双方的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都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曾国藩教人守笃实，戒机巧，其《挺经》中提到每天的几页书、一局棋、多少个大字、每日诗文数首。今日不做昨日的功课，不做明日的功课，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回想起来，早年公司里招募来的员工年轻的多，其状态要么在这个社会的陀螺般急速运转的压力下，焦虑、烦躁得紧，肆志丧己于物，失性于趋俗；要么被以往的挫折打击得像心理学家所说的处于“习得性无助”抑郁状态。
无论何种状态，于其个体，负面情绪指数远高于正面情绪。西方在某些行业的研究揭示，具有积极情绪的员工业绩比常常表现出负面情绪的人高出88%，而负面情绪的人的离职率是积极者的三倍。
在这种情况下用“成功学”去让员工正面自我暗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目标并笃行勤勉，释放焦躁和学会切换负、正面情绪，用爱和被爱来构建一个和谐心态基础，辅以祖传“有恒”汤剂，无论如何算不得毒药的。
而对于一个组织，这些是不能忽视的症状，任何一个组织获得成功的能力来自于其组织能量，而组织能量是一个组织情绪基调紧密相关，放任负面情绪泛滥，组织能量就会气血两亏。如果“成功学”是一种可以对这些个体和群体状态有改善症状作用的西药，“积极心理学”则是近年来西方开发的下一代产品。
哈佛大学受欢迎排名第一的积极和领袖心理学课程教授泰勒·本·沙哈尔在其著作中提到，成功也好，幸福也罢，首先要搞清其精义，不然浮词伪语和空头承诺居多的世俗步骤、秘密、方法、猛药都会成为人们嗤之以鼻的虚捏毒剂。
他指出，人生的至高财富是幸福，幸福在于目前的快乐加上长期的意义。对幸福追求的不同偏重组合，包含只看未来，无顾现在的忙碌奔波型；及时行乐，不想将来的享乐型；没有未来和现在的虚无无助型。而积极心理学希望人们去学习和实践的是兼顾现在行为带来的快乐和成就及满意的未来意义。
近年来，成功学就像抗生素，被滥服了，但祖宗留下“' 读书养气，做事有恒”的古时丹，还有“名不可简成，誉不可巧立”的鸿门正道中药，虽不如西药的虎狼刚猛，但求柔而绵长之效。
哈佛的沙哈尔教授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的习惯造就了我们，卓越不是一次行为，而是一种习惯”，无狂喜、无大怒，唯饮食起居尔，成功、幸福本无猛药。
(作者为前贝塔斯曼旗下欧唯特信息系统中国区CEO, 上海交大-马赛' 商学院AEMBA在读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