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服热线：
手机版
二维码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作者：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
美国参议员、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以一种难以言表的勇气和明确度直击包括Facebook、谷歌和苹果在内的科技巨头。沃伦的提议是要对过去四十年里美国过于自由放任的并购政策进行彻底反思。事实上，在美国经济的广泛领域里，大型科技公司只是垄断和寡头垄断势力显著增强的典型代表。尽管最好的方法尚不清楚，但我完全同意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尤其是谈及大型科技公司收购潜在竞争对手的能力以及利用它们的平台优势进入其他业务领域的能力的时候。
沃伦很有勇气，因为对大部分民主党领先候选人来说，科技巨头是大“金主”，特别是对于进步人士来说，加州是名副其实的选举资金的自动提款机。尽管有人对此表示否认，但沃伦并不是唯一认为科技巨头获得了过度市场主导地位的人；事实上，这是形成表面上一致的华盛顿的少数问题之一。其他候选人——主要包括明尼苏达州参议员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也采取了原则立场。
尽管因果关系难以理清，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垄断力量的提升是加剧收入不平等性、削弱工人议价能力，以及拖累创新速度的一个因素。或许在中国之外，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为美国科技垄断商常常在本地监管者和政客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就已经主导了市场。特别是欧盟，一直试图在科技监管上走自己的路。最近，英国委任了一个由前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我的现同事）杰森·福尔曼（Jason Furman）为主席的专家小组，就科技领域监管方针撰写了一份非常有用的报告。
关于如何监管科技行业的争论怪异地令人想起21世纪初关于金融监管的争论。轻监管的支持者认为，金融的复杂令其监管者跟不上创新的步伐，而衍生品交易让银行可以在眨眼间完全改变它们的风险状况。金融业言出必行，给出的薪酬远高于公共部门，任何接受过金融问题研究培训的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研究助理都会被比他们老板的老板收入更高的薪酬所吸引。
如果收紧监管的动议得到推动，科技监管机关和反垄断法律部门的人员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要想获得成功，政治领导人必须专注而坚定，不可轻易被收买。只要回忆一下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令人痛苦的后果，就能理解当一个行业政治影响力过大时会发生什么。如果说美国和世界经济受到大型科技企业的冲击比受到金融业冲击更大的话，那也是由于网络攻击和社交媒体的脆弱性——其脆弱性可能会扭曲政治上的争论。
与金融业类似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监管机构的角色过大。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样，当美国打个喷嚏，全世界都要感冒。2008年金融危机便是由美国和英国的脆弱性引发的，但很快就席卷全球。美国的网络危机也可以轻易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形成了一种“外部性”，或者说全球共同性问题，这个问题是由美国监管机关缺乏对国际影响的充分考虑而放任风险在系统内累积所导致的。
如果不解决关于国家的角色、隐私以及美国公司如何与中国开展全球竞争等基本问题，上述问题就无法克服。中国的政府利用国内科技公司飞速地收集着公民数据。但很多人更倾向于去回避这些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沃伦在勇敢提出许多似乎是免费提供的服务却可能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的观点时，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十五年前的金融业和十九世纪末的铁路公司也进行过类似的阻挠。在1881年3月号的《》（The Atlantic）上，进步派活动家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警告说：
“我们对‘铁路问题’的处理将表明我们政治觉察力的质量和水平。它将对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成长产生深远影响。它可以表明美国的民主是否如同此前的所有民主实验一样，会因为人们的智慧和美德不足以将共同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而灭亡。”
劳埃德的话在今天听来仍然十分正确。目前，监管科技巨头的想法尚停留在草图阶段，显然还需要更加严肃的分析。一场不受游说资金压制的公开、知情的讨论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沃伦所加入的争论不是关于是否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关于让资本主义竞争更加公平，最终变得更加强大。
(本文作者介绍：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专栏”，作者来自全球顶级经济学者、诺奖得主、政界领袖，主题包括全球政治、经济、科学与文化塑造者的观点，为全球读者提供来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创文章、最具深度的评论，为解读“变动中的世界”提供帮助。)
